【电商】代购之死

    代购之死

代购之死如果条件允许，留学生马小寒很想用手机拍下2018年12月13日早7时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的情形。

当时，她正由巴塞罗那经苏黎世中转回国，一落地就遭遇了“原因不明的排大队”：两台x光机都处于工作状态，行李箱、背包、提包都得过机查验，只要屏幕上出现“排列整齐的块状影像”，就被要求进行人工查验。

“大概有1.2米是装在防尘袋里的欧洲名牌包，其余的都是化妆品，比如十几盒一组的阿玛尼粉饼。

久居海外的马小寒并不知道，9月28日夜，一场类似的严查在相同的地点发生：一个起飞地为韩国的航班有上百名代购排队补税，化妆品、护肤品总补税额以万元计，更有随身携带总价178万元名表的男士在海关办公室下跪求情。

“感到很困扰”“算了吧”……事后提及这场“血洗事件”时，亲身经历过的代购都不愿再复述细节。

这部于2018年8月31日通过、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法律在代购圈中掀起巨大波澜，也宣告了依靠出境“买买买”快速赚钱的时代即将终结。

19月初，在美国洛杉矶给女儿当phd“陪读”的金莉就从朋友圈里嗅出了某种微妙氛围。

跑了几趟后，她发现“亲戚朋友”的邮寄地址各不相同，便猜到了对方的真实身份。

“可是现在代购的性质似乎发生了本质性转变——不只是‘灰色地带’，而是在法律方面‘碰线’了。

根据《电商法》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要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纳税，代购、朋友圈微商等被纳入监管对象。

《电商法》通过审议后不久，她收到了自己店铺所在的海淘app发来的内部公告，称今后只有在国内注册的公司才能获得运营资质，否则就将强制关停店铺。

一名刚刚终止代购生涯的导游表示，对她而言，代购只能被称为创收手段，而非本职工作，因为“持牌上岗”是不现实的，而一旦被海关截获或遭到举报，便很可能丢掉工作，同时影响以后的职业道路，“我们行业明令禁止从事代购，仔细考虑一下，不想留污点”。

与之相比，专职代购们一面在朋友圈发出类似“最后三个月”、“最后三十天”、“2019不再见”的状态，提醒买家抓紧时间囤货，一面在愈加严峻的形势下，尽可能地寻求生机。

两年前，自称“通关菜鸟”的金莉尚可以把项链、手镯随便掖在箱子的角落里，连包装盒也不用拆，如今，代购间通行的“通关诀窍”，只会令他们更快暴露身份。

“双十一”当晚10点，代购梁爽乘坐的从韩国首尔返回的航班，一降落在浦东机场，就毫无例外地撞上了大排查。

”回家之后，忧心忡忡的梁爽联系了她的同行，发现被代购们视为“眼不见心不烦”的直邮行当也传来了坏消息：好几个人收到了包裹被查扣的短信通知，要提取只能自行前往机场处理。

许多物流一听说目的地是中国，都拒绝发货……由于非本国产品只能在机场提货，以往只有必须“人肉通关”的韩国行才会令梁爽感到心中忐忑，但当直邮也不再安全，出境“血拼”便演变为一次冒险。

“亲测有效”式文案中夹杂着大量emoji，配图的主角跨度极大，从颇占空间的小家电到“鸡零狗碎”的牙刷、发绳、安全套，从价值不菲的珠宝手表、名牌鞋包、高端化妆品到10多元一条的润喉糖……已经俨然一座小型百货商场了。

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的80后中产对境外商品的胃口却远不止于此，正如梁爽的朋友圈所展示的，他们秉持的是与老一辈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优质、有品位、注重细节，价格务求合理，选择必须多元。

最重要的是，我必须通过一些因为购买频率高而拥有vip身份的人，才能拿到想要的限量款包包……”生于1982年、坐标“包邮区”二线城市的蒋蔚选择代购的理由，几乎和她的“代购经”一样丰富。

代购至此进入了“全民上马”时代，在异国读书或处于毕业与求职“间隔期”的留学生、辞职在家却急需奶粉钱的“新晋妈妈”、远嫁国外而因为种种限制不能就业的全职太太则是代购大军的主力。

为了确保第一时间拿到货，许多韩国代购会在免税店晚7点下班之后，带着棉被和小板凳占位等候，乃至后来发展到雇佣留学生代为排队，每次得支付后者1000元上下的酬劳。

即便如此，一趟韩国行潜伏的困难却绝不止于惊心动魄的“通关半小时”：订机票时，除了考虑价格，还得研究代购群内部流传的一张浦东机场海关排班表，以避开因作风严厉而被大家称作“魔头”的几个海关工作人员的当值时间。

天不亮就出门，深夜回到旅馆，一天只吃一餐或者干脆不吃，这是采购日的常态，而一次在首尔站的换乘通道遇上行李传送带故障，两只塞得满满当当、怎么拎也纹丝不动的行李箱令她产生“想死的感觉”。

归国前提到货后，坐在机场出发大厅里拆封、打包的代购“满地都是”，“稍不注意就会被人偷走东西”……这让菲菲不得不感叹：“太辛苦了，要不是想着完成重体力劳动后吃顿正宗的烤肉犒劳一下自己，真不愿意再来。

作为“资深剁手族”的蒋蔚以“专业、知根知底、随时听候差遣”为准则，筛选向她兜售奢侈品的代购，希望他们“不要像我老公、亲戚和某些闺蜜一样，要么多跑两家就叽叽歪歪，要么彻底买了个错的款式回来，我还得强颜欢笑说谢谢”。

去日本、韩国“血拼”时，梁爽的微信不时会收到添加好友的请求，都是些拥有当地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商贩，称手头有大量免税店里难以抢到的紧俏货可以出售给她。

”她以前总是一口拒绝，现在却会时不时担忧以后的事情：当像她这样永远亲力亲为的“人肉小代购”因为无法拿到卖方国执照而遭淘汰时，为中国小中产们“带货”的，会不会就是这群人呢？

而在加强管控的同时，官方也推动了多轮降低日用品关税的工作，在2015年至2017年两年内，覆盖了300种日用消费品……在“蛋糕”逐渐变小的同时，分食“蛋糕”者却在增加。

”张天舒遇到的情况并不是个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在《电商法》生效前的最后几个月疯狂“扫奶粉”的正是一群中国大妈，在“联合起来可以决定墨尔本奶粉现货价格”的宣言之下，代购变成了某种垄断和囤积。

而在金莉女儿的印象中，那些靠代购赚外快、过“间隔期”和自己同校的“中国小孩儿”，频繁通过请病假、休学主动制造“间隔期”，为照顾生意赢得时间。

“做代购的人越来越多，想保持竞争力也越来越难，必须马不停蹄地跑商场、做直播、回答问题。

”入行3年以来，菲菲不像朋友圈里的一些同行那样采取激进的扩张路径，即便如此，以往她飞一趟日韩，净赚1万余元的收益还是可以保证的。

2017年以后，这笔收益逐渐缩水成“赚个机票钱”，并终将被《电商法》中“两头纳税”的规定抹平。

据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的估算，如果在实施严格规管的情况下补回关税、消费税，并加上上升的物流成本、汇率损失等，代购手头经营的一些高税收商品，如化妆品等，价格上升50%并不夸张。

”董毅智预测，在《电商法》的引导与规范下，物流、支付、税制、持牌等目前为公众关心的细则，会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慢慢落实，并同时引发行业阵痛，这都是合法合规的必要成本。

只是，当个人代购迎来体量上的萎缩，被董毅智称为“《电商法》受益者”的海淘平台，同样会遭遇大面积淘汰。

回国转战快时尚领域之前，唐雅曾在澳大利亚从事过多个欧洲奢侈品牌的销售工作，其中一家法国奢侈品牌以对代购“黑脸”著称，从“价格协调”到欧洲门店内保安的不友善态度，一度在国人中引发热议。

但见识过进入闹市区门店“精准提货”，一句交流也欠奉的“土豪”，以及在机场免税店里提起两三条项链，“看也不看便去付款”的旅行团老阿姨后，唐雅觉得中国人与奢侈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有很大改善空间，而代购则是一种不理想的媒介。

从香港到纽约，从留学、就业、结婚、生子到再次走进校园，张天舒过去“转折无数”的五年时光，与她的代购事业相伴相生。